摘要：新乐下层文化是一支主要分布于下辽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由于对考古资料掌握程度的参差和为确认年代参照类比对象的不同，新乐下层文化的分期与年代问题未形成统一认识。根据最新公布的新乐遗址发掘资料，新乐下层文化可以分为四期。通过碳十四测年数据和与周邻考古学文化的比较分析，新乐下层文化的年代主要在公元前5200～前4500年，上限可能达到公元前5500年。
新乐下层文化，亦称“新乐文化”，是分布于下辽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该文化因辽宁省沈阳市北郊的新乐遗址下层遗存而得名[1]，此外在新民高台山[2]、康平县的王全、修李窝铺砂场、马架子山、狐狸沟、四家子[3]、法库县的佘家堡、蛇山沟[4]、辽中县的大黑北岗[5]、内蒙古科左中旗阿仁艾勒[6]等遗址中也有零星发现。
该文化在发现之初便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不过一段时间以来公布的发掘资料较少，没有进行系统性的分期与年代研究工作。近年，在全面搜集发掘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出现了多篇探讨新乐下层文化分期与年代的文章[7]。然而，由于具体材料掌握程度的参差和为确认年代参照类比对象的不同，导致观点存在分歧，进而限制了文化源流、与周邻文化关系、聚落布局的研究。
2018年，《新乐遗址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8]正式出版，完整发表了历年新乐遗址发掘资料，这在同类已报道的材料中最为丰富。但遗憾的是，未能对新乐下层文化分期与年代作进一步探讨。鉴于此，本文以这批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其他遗址的零星资料，对该问题做一专门分析，更新认识，解决分歧，以期将该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展开剩余95%一、新乐遗址陶器分析
新乐遗址面积约42000平方米，经数次考古发掘，揭露11000余平方米，清理新乐下层文化房址38座，灰坑2个。另外，T1、A1、T0502②、T0401③四个单位出土了少量新乐下层文化陶器，文化性质单纯[9]。发现〇六T1H1→〇六F5一组打破关系，但这两个单位出土陶器数量有限，缺少完整器，根据这组层位关系很难将新乐下层文化遗存分组，因此首先对典型陶器进行类型学的型式划分和陶器组合研究。
遗址内出土新乐下层文化陶器487件，类型有筒形罐、斜口器、钵、盆、杯、泡形器、球、圆陶片等。其中筒形罐399件，约占陶器总量的81.93%，它们出土于38座房址和1个灰坑之中，约占遗迹总数的97.50%，可见筒形罐数量众多，在遗迹中分布十分普遍，是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器物。筒形罐一般通体施纹，近口沿处常见凹形纹饰带，其下为主体纹饰，呈“二段式”布局。本文根据主体纹饰的不同区分为A型压印之字纹、B型压印弦纹、C型压印篦点纹、D型划压纹、E型复合纹、F型素面6种类型筒形罐。A型数量最多，约占筒形罐总数的56.14%，B型次之，约占24.06%，剩余各型的比例均不足10%。筒形罐大小有别，在单位遗存中不同体量的筒形罐，使用功能应有所区别。因此本文以A型、B型筒形罐为典型陶器，根据体量、形制差异展开研究。
A型筒形罐224件，B型96件，根据体量不同分别区分为三个和二个亚型。Aa型90件，口径大于20、底径大于10、器高大于30厘米。Ab型和Ba型各有101件、38件，口径11～20、底径6～10、器高15～30厘米。Ac型和Bb型各有33件、58件，口径7～13、底径4～7、器高9～15厘米。Ab和Ac型可以依照类似的演变特征分成四式，变化主要体现在：敞口变直口变侈口再变直口；圆唇到尖圆唇，唇内抹斜再到圆唇；斜弧壁变为直弧壁变为弧壁微鼓；底由平底发展成小台底。另外三种类型的式的划分略有不同，Aa型未见小台底陶器，Ba和Bb型未见圆唇、斜弧壁陶器，各有三式（图一）。将不同型式的筒形罐回归到新乐遗址的单位中，归纳出A型、B型筒形罐的共存关系。F11、T1、A1、T0502②四个单位发现了AaⅠ、AbⅠ、AcⅠ和BaⅠ四种型式的筒形罐，它们不与其他型式共出。F2、F5、F7、F8、F10、F12、F13、F14、F18、F19、F24、F27、F28、F30、〇六F1、〇六F2、〇六F5、T0401③出土了AaⅡ、AbⅡ、AcⅡ、BaⅡ、BbⅠ五种型式的筒形罐，其中AbⅡ、BaⅡ型筒形罐在〇六T1H1、CDF2、CDF6、CDF7、CDF8中也有发现，不过这五个单位中还发现了AbⅢ、AcⅢ、BbⅡ三种型式筒形罐。剩余11个单位的筒形罐型式多样，除AbⅢ、BbⅡ式之外，还发现了AaⅢ、AbⅣ、AcⅣ、BaⅢ、BbⅢ五式不见于其它单位的筒形罐。在上述四组共存关系中，AbⅡ与BaⅡ、AbⅢ与BbⅡ式筒形罐虽然跨组分布，但组与组之间的型式差异是主要的。特别是各组之间同一亚型的筒形罐往往有着式的不同，可能表明了彼此之间的演变关系，因此将新乐遗址新乐下层文化遗存划分成四组（图二；表一）。
图一 A型、B型筒形罐型式划分
表一 新乐遗址新乐下层文化A型、B型筒形罐共出情况表
图二 新乐遗址出土陶器的分组
除上述单位外，F17、F25、F26、CDF5等遗迹出土的陶器数量少，保存状况不佳，无法进行陶器比较，暂不分组。
二、其它遗址陶器分析
新民高台山、康平县的王全、修李窝铺砂场、马架子山、法库县的佘家堡、蛇山沟、辽中县的大黑北岗、内蒙古科左中旗阿仁艾勒等遗址新乐下层文化遗存是零散出土或调查采集的，数量有限，通过比较，可以归入上述四组之中。
高台山遗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县县城北7.5千米处，由西高台、腰高台、东高台三座小山组成，其中东高台下层堆积发现少量新乐下层文化的筒形罐残片。直口或微侈口，口部叠唇，口下有凹形纹饰带（图三，1、2），直腹，腹部有之字纹、弦纹、编织纹、网格纹等，存在上述纹饰在同一件器物结合使用的现象。形制和纹饰特点与新乐遗址下层遗存的二组相似，因此应为同一组别。
图三 其他遗址出土的新乐下层文化筒形罐
王全遗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海洲乡王全村西。20世纪80年代的文物复查时采集到了新乐下层文化陶器。可复原的筒形罐为敞口，口部无明显凹形纹饰带，斜壁微弧，平底，腹部为竖压横拍之字纹（图三，6）。器物造型、纹饰与新乐遗址下层遗存一组的类似，所以归入新乐一组。
马架子山遗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沙金乡嘎土窝堡村西南的沙岗上。1980年的调查中采集到新乐下层文化筒形罐陶片。陶片标本多饰划压的斜线纹、三角纹、交叉纹（图三，3、4），根据纹饰特征应该归入新乐遗址下层遗存的四组。
佘家堡遗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丁家房乡佘家堡村北1千米的漫岗上。该遗址采集到的新乐下层文化陶器有筒形罐、罐和钵。其中有的筒形罐叠唇，直口，口下凹形纹饰带，凹形纹饰带中饰弦纹，再往下为压印之字纹，形制特征与新乐遗址下层遗存二组相似，属于同一组（图三，5、7）。还有的筒形罐微侈口，尖圆唇，有的唇内抹斜，口下凹形纹饰带中为斜线纹、弦纹，再往下为压印之字纹、弦纹（图三，8、9），形制与新乐遗址下层遗存三组接近，所以归入同一组。
阿仁艾勒遗址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阿仁营子西侧的沙土岗子上。2011年的调查中，曾在该遗址采集到新乐下层文化陶片。从筒形罐形制来看，侈口，尖圆唇，有的唇内抹斜，腹部微鼓（图三，10～13），与新乐遗址下层遗存的三组相似，应该属于同一组。
康平县修李窝铺砂场、辽中县大黑北岗、法库县蛇山沟等遗址的新乐下层文化材料过于零星，暂不进行比较分组。
三、各组陶器的相对年代和文化分期
根据以上分析，可将目前发现的新乐下层文化遗存区分为四组，各组特征明确，陶器排序反映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求证的关键在于搞清楚排序的方向和各组之间的年代关系。新乐遗址提供了第三组〇六T1H1打破第二组〇六F5的地层关系，说明二组陶器的年代早于三组陶器，因此一组至四组陶器演变序列有不可逆性。不过仅依据这一组地层关系，不足以证明各组的相对年代。通过与周邻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比较，可为进一步探讨各组的相对年代提供间接证据。
（一）新乐下层文化一组陶器
第一组的敛口罐T1:120束颈、鼓腹、平底的造型与兴隆洼遗址92F180④:8[10]相似（图四，1、6）。鼓腹罐A1:4侈口、束颈无肩、平底，形制与查海遗址F24:11较接近[11]（图四，2、7）。除这2件器物外，一组中数量最多的A型Ⅰ式筒形罐也能在兴隆洼文化中找到形制相似的陶器。如筒形罐A1:1、A1:9、A1:6为敞口、斜壁略弧、平底，器表施规整的竖压横排之字纹，与查海遗址F3:5、F44:28[12]、东寨遗址G1:7[13]的器物造型和纹饰风格相像（图四，3～5、8～10）。新乐遗址A1:6与查海遗址F3:5口部特征一致，均叠唇（图四，5、8）。因此，新乐下层文化一组在陶器风格上与兴隆洼文化表现出某些共有的时代特点。
图四 新乐下层文化第一组陶器与兴隆洼文化陶器比较
兴隆洼文化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大致处于公元前5800～前5200年之间[14]。该文化可划分为三期，早期不见之字纹，以网格纹、交叉纹为主体纹饰，年代范围大体为公元前5800～前5700年；中期出现之字纹，但所占比重不高，网格纹、交叉纹仍然较多，推测年代为公元前5700～前5500年；晚期压印之字纹的比重提高，成为此时主要纹饰，仅零星见有网格纹和交叉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500～前5200年之间。由于新乐下层文化一组大部分陶器的表面压印着规整之字纹，筒形罐的器型与兴隆洼文化晚期相像，因此新乐下层文化一组陶器主要受到兴隆洼文化晚期的影响。
（二）新乐下层文化二组陶器
第二组的AaⅡ、AbⅡ、AcⅡ和BaⅡ式筒形罐上腹较直，下腹弧收成平底，其形态特征与赵宝沟文化的筒形罐相似（图五，1～3、13～15）。〇六F2:94表面的篦点编织席纹在赵宝沟文化西寨遗址T13③层也有发现[15]，并且与安新庄遗址的席纹陶片标本类似[16]（图五，7、17～19）。新乐遗址的F2:14、F5:9、〇六F2:98与赵宝沟遗址F13②:2[17]相近，口沿下为压印编织席纹，再往下是压印之字纹（图五，4～6、16）。第二组陶器中的圈足钵是一种年代指向性很强的陶器[18]。浅腹圈足钵〇六F5:27、F12④:272等敛口，腹部有多条弧线压印之字纹带，整体造型、纹饰风格与西寨遗址T13④:8[19]相仿（图五，8、9、20）；深腹圈足钵F2:15、F19:14敞口、直圈足，与赵宝沟遗址F8①:1[20]形制接近（图五，10、11、21）。另外，筒形罐F2:546表面的菱形纹图案与赵宝沟遗址F9①:148[21]相同（图五，12、22）。
图五 新乐下层文化第二组陶器与赵宝沟文化陶器比较
在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大致处于公元前5200年～前4500年之间[22]。目前已有多位学者对赵宝沟文化进行分期研究[23]，尽管分期结果不尽相同，但多数学者对西寨、赵宝沟、小山等重要遗址出土的赵宝沟文化遗存的年代认识较为一致，即西寨早于赵宝沟遗址，赵宝沟遗址早于小山遗址，由此可将该文化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由于新乐下层文化二组陶器的形制、纹饰特征与西寨、赵宝沟等遗址的陶器多有相似性，故应相当于赵宝沟文化的早段、中段。
（三）新乐下层文化三组陶器
经比较，第三组AbⅢ、AcⅢ、BbⅡ式筒形罐侈口，尖圆唇，有的唇内抹斜，弧壁微鼓的形态特征与左家山下层文化部分器物相近。如新乐遗址CDF6:24、CDF8:7、CDF8:15、CDF2:9，阿仁艾勒遗址ZHAR:4与元宝沟遗址H5:25和H5:32[24]、腰井子遗址AT4①:4[25]类似（图六，1～5、11～13）。其中CDF8:15的腹中部刻划横人字纹，纹饰特征与大青咀遗址采集到的左家山下层文化陶片[26]相像（图六，3、14）。另外，CDF2:1、CDF2:8、CDF6:13、CDF6:41等表面的之字纹在压制之后经过修抹，纹痕模糊，与西断梁山遗址F3:7、F3:8[27]腹部的之字纹接近（图六，6～9、15、16）。新乐遗址〇六T1H1:1和左家山下层文化的大架子山遗址H2:12[28]口部均为横线、斜线纹组成的复合纹样，只不过斜线的方向不同（图六，10、17）。
图六 新乐下层文化三组与左家山下层文化陶器比较
左家山下层文化是西流松花江流域已知年代最早的考古学文化，主体年代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年代上限可能至公元前5500年[29]。研究结果表明，该文化可分三期。其中，中期的年代为公元前5000～前4500年，陶器多侈口，弧壁微鼓，器表可见人字纹，晚期年代为公元前4500～前4000年，器表之字纹排列不规整，有的纹痕模糊[30]。根据新乐遗址下层遗存的层位关系，三组晚于二组，三组陶器的特征与左家山下层文化中晚期接近，因此二者之间存在文化联系。
（四）新乐下层文化四组陶器
第四组的BaⅢ式筒形罐F3:192、F6:160，BbⅢ式筒形罐F4:1、F3:191、F3:195以及刻划纹罐CDF1:12的腹腔较浅，器身矮胖，与后洼下层文化后洼遗址ⅢT16④:25[31]相近（图七，1～6、11）。第四组BaⅢ式和BbⅢ式筒形罐的下腹弧收成小台底，形制特点与后洼上层文化筒形罐类似。尤其F15:135，尖唇，侈口，弧鼓腹，小台底，与后洼遗址上层遗存ⅠT2②:33、ⅠT8②:88更为接近[32]（图七，7、12、13）。在纹饰方面，CDF1:12与ⅢT16④:25的纹饰都位于器身中上部，施纹部位相同（图七，6、11）。四组筒形罐CDF9:23、钵CDF9:25、圈足钵F15:207的表面施以压划短斜线为基本母题的人字纹带和斜线纹带，其中组成人字纹的短斜线没有相交，与后洼遗址后洼下层文化的ⅢT16④:25、ⅢT9④:21[33]，北吴屯遗址F4:82、T2③B:47[34]的纹饰特征相似（图七，8～11、14～16）。
图七 新乐下层文化四组与后洼下层、后洼上层文化陶器对比
后洼下层文化和后洼上层文化是鸭绿江下游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后洼下层文化以筒形罐为主，纹饰以压印席纹和之字纹为主，另有横线纹、网格纹、斜线纹等，刻划纹较少，年代为公元前4400～前4000年[35]。后洼上层文化以筒形罐为大宗，器表多饰刻划纹，纹样有斜线纹、几何纹、网格纹、竖条纹、三角纹等，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500年[36]。二者与新乐下层文化四组之间陶器形态、纹饰的相似性表明它们之间存在某种文化联系。在年代上，后洼下层文化与左家山下层文化中晚期的年代重叠，后洼上层文化的年代更晚，依据晚期堆积可以出早期遗物，早期堆积不能出晚期遗物的考古地层学原理推断，四组陶器的相对年代应当晚于三组。
综上，依据层位关系和陶器特征的比较分析，一～四组陶器有年代上的早晚关系，存在明显的演变关系，因而以“期”代“组”，将新乐下层文化划分为四期。按照本文分期结果观察聚落内各期房址的位置，发现有由东向西逐步发展、同期房址线形排列的布局规律，这从侧面印证了分期方案的合理性。
四、新乐下层文化的年代
《报告》发表了10例新乐下层文化碳十四测年数据（表二），所得结果基本落在公元前5400～前4700年的范围内[37]。不过其中3例所属单位不明，剩余6例来自二期单位，1例测自四期房址的木炭标本，没有一期和三期数据，因此绝对年代数据不足以确认该文化的年代范围。除了依据测年数据之外，考古学文化年代的确认还可以通过与周邻文化横向类比的方式，即认为共性陶器的存在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从而为年代判断提供了参照。这也是以往年代数据十分有限，确认新乐下层文化年代的主要方法。在既往的研究文章中，研究者们发现划分出的新乐下层文化早期陶器与兴隆洼文化晚期陶器相似，认为二者年代相当[38]。这里所说的早期与本文划定的一期一致，笔者也赞同上述认识，因此新乐下层文化一期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5200年，上限可能达到公元前5500年。但是关于该文化的年代下限，却因类比对象的不同，形成了公元前4500年[39]、公元前4000年[40]、公元前3500年[41]三种观点。考古资料的客观情况是造成意见分歧的主要原因。截至目前，经大规模揭露的新乐下层文化遗址仅新乐遗址一处，该遗址具有分期意义的层位关系少，发掘简报中仅公布了10余座房址出土的少量陶器，难免会对年代判断造成较大影响。《报告》按单位发表了全部出土陶器，可以对有异议的遗存材料进行再检析，重点讨论年代下限问题。
表二 新乐下层文化碳十四测年数据表
新乐下层文化的深腹筒形罐、分段式施纹方式和压印之字纹为主的纹饰特点源自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并广泛存在于新乐下层文化第一至第四期遗存，特别是装饰着压印之字纹的筒形罐数量很多，约占筒形罐总数的85.4%，成为该文化的重要特征。另外，新乐下层文化二期陶器中的篦点之字纹、敛口鼓腹罐、斜口器和圈足钵等具有赵宝沟文化特征，二期标本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大致在公元前5200～前4700年，也属于赵宝沟文化年代范围之中，说明二者紧密联系。在上述文化因素中，圈足钵和斜口器在新乐下层文化三、四期遗存中也有发现，成为了该文化另一个重要特征。
圈足钵作为赵宝沟文化的指征性陶器，在西寨[43]、赵宝沟[44]、白音长汗[45]、安新庄[46]、水泉[47]、小山[48]等遗址均有发现，盛极一时。在燕山以南地区的上宅[49]、北埝头[50]等上宅文化（公元前5500～前4500年[51]）遗址中也发现了这类器物（图八）。根据类型学研究结果，圈足钵的圈足由高变矮，演变规律一致[52]。赵宝沟文化和上宅文化一经结束，这种富有特色的陶器亦随之销声匿迹。因此圈足钵的出现、演变和消失具有同步性，年代下限应该不会超出赵宝沟文化和上宅文化之时。
图八 上宅文化圈足钵
赵宝沟文化斜口器发现于水泉遗址和白音长汗遗址，腹腔较深，高口一侧口沿平直，后腹背外凸，腹面呈弧形，围绕口部及斜口正面饰之字纹。造型仍为同时期筒形罐深腹腔造型（图九，1～3）。该器物在辽西地区延续至红山文化，此时斜口器的斜口渐深，腹腔变浅，两侧腹壁外鼓，器型逐步脱离筒形罐造型，向簸箕状演变[53]（图九，4～6）。新乐下层文化斜口器的形制与赵宝沟文化相近，与红山文化差异明显，所以其年代下限应该不晚于红山文化年代（公元前4500～前3000年[54]）上限。
图九 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斜口器
另外，在下辽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中，零星发现红山文化遗存。这类遗存除彰武平安堡遗址[55]经过正式发掘外，其余均为调查采集所得。见诸报道的地点有康平县的敖力营子、李家北坨子、刘家店后岗[56]、修李窝铺砂场、南坨子、四家子[57]、白沙沟[58]；彰武县小北沟水库、下巴堆子西坨子、新房子东坨子[59]；法库县李贝堡、王家店、羊泉、叶茂台[60]等（图一〇）。从红山文化遗存的特征看，平安堡遗址灰坑内出土的筒形罐直口，圆唇，上腹部多为横压竖排之字纹，下腹部竖压横排之字纹，个别为刻划之字纹。钵圆唇，折腹，素面磨光。另外还采集到有斜向蝌蚪状条带状黑彩的彩陶片。这与朝阳小东山遗址F2、F5等红山文化早期单位的陶器风格接近[61]。其他遗址采集到了红山文化筒形罐、壶和钵等。筒形罐纹饰以刻划的横压竖排之字纹为主，也有压印之字纹，纹痕排列较疏，器底印有编织纹。彩陶片多为红衣黑彩，可辨纹样有平行条带纹、几何纹、垂帘纹和涡纹等，特点与红山文化中晚期相近，年代相当。这说明在公元前4500～前3000年间，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因素已经渗透到了下辽河流域，并形成一定的分布面。然而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联系紧密的新乐下层文化不见上述红山文化因素，说明未受该文化影响，因此新乐下层文化的年代下限应该不晚于公元前4500年。
图一〇 下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陶器
从圈足钵的流行时间、斜口器的形制特征、红山文化向下辽河流域流布情况推断，新乐下层文化的年代下限不晚于公元前4500年。因此，该文化的主体年代应该在公元前5200～前4500年之间，上限可能达到公元前5500年。
五、结论
通过压印之字纹、压印弦纹筒形罐的型式划分和器物组合分析，新乐下层文化陶器可以分成四组。根据层位关系和与周邻文化比较结果，认定四组分别代表了新乐下层文化的四个发展时期，各期的文化特征鲜明（图一一）。一期陶器以敞口、叠唇、斜弧壁深腹筒形罐为主，之字纹和弦纹布满器身，排列规整。另外还有侈口束颈鼓腹罐、鼓腹敛口罐和弧腹钵。二期筒形罐的形制变为上竖直，下弧收，主体纹饰种类变多，新出现了篦点纹和复合纹。圈足钵有浅腹高足和深腹矮足两种类型，腹部有弧线之字纹或弧线斜线纹带。还有少量的素面深腹杯、鼓腹敛口罐、敞口斜弧壁小罐和扁圆体深腹斜口器。三期出现了侈口、尖圆唇的弧鼓腹筒形罐，有的唇内抹斜，器表主体纹饰的纹样种类增多，特别是在复合纹中，新增了菱格纹与弦纹、人字纹与斜线纹的组合方式。矮圈足钵、敛口弧鼓腹小罐、斜口器数量较少。四期筒形罐体量略有减小，形制以矮胖、弧鼓腹、小台底为典型特征。主体纹饰的种类仍然较多，新出现了划压纹和素面罐。部分纹饰分布在器身中上部，且纹痕模糊。浅腹或深腹圈足钵均为矮圈足，器表素面或施人字纹、复合纹。斜直壁之字纹杯和弧背深腹斜口器数量较少。
图一一 新乐下层文化陶器分期
根据陶器类型学比较和碳十四测年数据综合考量，新乐下层文化主体年代跨度在公元前5200～前4500年之间，上限可能至公元前5500年。因此，新乐下层文化三期、四期遗存分别与左家山下层文化中晚期、后洼下层和后洼上层文化遗存之间的相似性不是同一时期文化交流的结果，而应当是文化渊源与流向的关系。换言之，新乐下层文化在下辽河流域消失以后，一些代表性器形特征和纹饰特点在周邻文化出现，目前的证据表明一支进入了西流松花江流域，影响了左家山下层文化，另一支传至鸭绿江下游，影响了后洼下层和后洼上层文化。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关于新乐下层文化的流向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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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醉 朱永刚（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 2025年 第3期
摘要：新乐下层文化是一支主要分布于下辽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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